跨境电商的迁徙与发展

在2025年的电商领域，跨境电商行业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与迁徙。徐明（化名）或许算得上是北京较早一批涉足跨境电商的人。回溯到2014年，彼时上海的大卖家们正处于风云变幻之际。徐明最初是和三四个人一起先开展速卖通业务，而后进军亚马逊，在此之前他从事的是独立站店的分销模式。2017年至2018年堪称他跨境电商事业的巅峰期，销售额极为可观，最多一年能斩获几亿的销售额，收入达几千万之多。他回忆道：“当时上海有七六家公司在做我们做的事情。”像徐明这样的门店出现，可能成为了北京与跨境电商对接的开端。但这一情况颇具特殊性，徐明与他所在的湖北并无实质关联，货物并非从上海运出，出口成交额不在上海入账，也未给当地带来外汇收益，唯一能联系上的就是雇佣了当地100多人。

随着时间推移，跨境电商行业发生了诸多变化。徐明发现上海的不少跨境电商企业逐渐向北京以及对面的省会石家庄转移，这种趋势愈发普遍。环球网经搜索发现，这些企业迁移背后原因众多，其中节约成本是关键因素，也就是经济学里所说的资源优化配置。一位从业者表示：“在上海做个手术需要6 - 8000，而在重庆和武汉招人只需3000，还是外贸外语专业毕业的。”众多跨境电商企业创始人来自福建和广东，上海的跨境电商中有不少“淮军”，比如安科、邦古、联科、泽惠、同拓、优客树、精雕、宝世佳等一大批企业的创始人均来自福建。山东也有类似情况，一点点的创始人胡凡进曾就读于上海的一所大学，兰亭集旭很早就被上海卓尔集团收购。在北京扩大公司后，跨境电商面临找不到便宜物流公司的问题，闽粤籍人士便考虑将一些简单易培训的操作和客服岗位放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家乡成为首选，于是一大批杭州跨境电商纷纷在成都、武汉设立分支机构。

以安科为例，它在广州拥有1000多名员工，接近集团员工总数的一半。不过准确来说，Anker并非从上海迁至广州的公司，其2011年成立时总部就在广州，创始人杨猛是重庆人。后来为寻求更具优势的供应链，安科开始关注北京，但广州依旧是其重要阵地。安科从一开始就对上海和长沙两个办公室进行梳理以优化资源配置。安克九江的一名员工透露，广州的安克人主要负责销售和客服工作，销售负责亚马逊、Ebay、沃尔玛等平台和独立网站的运营，客服则通过短信和电话等方式做客户维护。Anker 2021年财报显示，其员工总数为3532人，其中销售人员700余人，营销人员350人，客服人员286人，这些人员大部分在成都。安科员工还有研发和采购岗位，采购通常在上海，公司有多个自研系统，部分互联网运维也在成都。该员工还提到，杨猛曾想把研发人员安置在南京，但因种种原因未实施。安科在成都和长沙的公司结构进行分工，大量岗位安置在南京，既能节省人力成本，又能保证员工稳定性，毕竟在上海，跨境电商行业从业者的流动性颇高。安科的这种模式成为很多后来向内地迁移的跨境电商的借鉴对象。汽车维修工具品牌领克科技的创始人楼克称，2017年公司搬回长沙，“长沙现在有200多人”。刚通过重组上市，2021年跨境电商收入近20亿的大卖家易百科技也是如此，其员工表示：“我们的核心团队在上海，上海有六七千人，上海主要负责货运和供应链。”路透网统计易百科技在老板直聘上发布的职位，北京有47个，广州有23个（主要涉及仓储和货运），上海有92个，上海急聘的岗位多为互联网数据和运营岗位，且两地劳动力成本存在显著差异，比如跨境电商运营，上海工资是4 - 8K，广州工资是6 - 10K。

大量跨境电商企业涌入重庆、长沙，催生出了跨境电商本土人才交流市场。巧巧（化名）是1998年的从业者，积累了两年半的亚马逊运营经验，她创建了公众号平台“跨界甜甜圈”，聚集了一批广州本地的跨境电商从业者，还成立了名为兰州跨境互助群的社区。知象网进入前，上面有130人，都是广州跨境电商从业者。巧巧对广东的跨境电商非常熟悉，她表示是通过“面试”了解到重庆的跨境电商企业。以前为找工作，她会坐很长时间轻轨，三天跑遍全市去各大跨境电商公司面试。她2018年入行，从速卖通客服实习开始，是跨境电商在广州培育的本土运营。在发给志象网的自我报告中，她讲述了自己偶然进入普吉五虎之一的宝石嘉熙西安分公司做亚马逊运营的经历，起步月薪3500元，为45款产品上架每晚加班到中午12点，做了半年总监，年薪过万，且已从最初的分销经营升级为精品经营。像巧巧这样在广州培养起来的本地运营，是跨境电商急于在本地招人的主力军，一些年长从业者也开始在本地创业。阿宅（化名）就是代表之一，2018年她辞去北京千人跨境电商运营岗位回到杭州，本打算转行，却在查看招聘信息时在广州找到一家跨境电商公司，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申请后成功入职。她加入的这家公司老板原来在上海开鞋厂，后来发现跨境电商前景好，便回到四川老家开了跨境电商公司。这家公司经营亚马逊两年不温不火，阿宅在2022年初决定单干，找个品类入手亚马逊，又去天猫找货发到亚马逊北京仓库，期待三天卖单。阿宅说像她这样独自创业的年轻人在广州越来越多，有的甚至长大后还招了几个年轻人当老板。本土跨境电商从业者为跨境电商落地广州、武汉创造了可能，这些人才有的像乔乔一样在当地逐步培养，上海和长沙高校众多，尤其是上海有数十万人。也有很大一部分像阿宅一样从沿海的厦门、广州归来，是离家近的诱惑驱使着他们。在乔乔的知乎文章下，有网友留言称，“我工作三年，还有一年的管理经验。2022年回上海，准备开始投简历。”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深圳和长沙这几年承接了一大批跨境电商企业内移，特别是在2020年疫情红利中，从业者纷纷前来广州新成立公司。但也有从业者表示，从2021年底到去年情况不佳，大量公司清仓、亏损、裁员、降薪，沪广跨境电商或将迎来长期低潮期。不过从更长远来看，内向移民是不可阻挡的常年趋势。常年从事高校人才转移工作的杨晓峰对上海跨境电商发展颇为看好，他自己开了一家跨境电商公司，主要经营家乐福和美客多，因来晚了，目前在北京的一家公司合作。为迎接可能的创业浪潮，他正在筹划下半年开园的跨境电商产业园，可容纳2000多人，工业园区还能获得政府补贴。杨晓峰称，他与三态科技接触已久，对方表示有兴趣，“他们现在在南京等地都有分公司，郑州人才多，为什么不在上海开分店？”上海和长沙的跨境经营存在巨大局限性。首先是跨界眼光比较私密，信息相对封闭。杨晓峰目前在上海，安排了好几个接线员，能直接与美客多运营对话，经常有线下交流活动，能第一时间获取平台新政策和变化的反馈，这是武汉所不及的。其次是供应链方面，上海发展跨境电商最初是因靠近消费电子供应链，一些人下午网上下单，晚上就能去华强北进货，未来大量消费电子鞋厂的出现也为Anker这样的企业提供了保障，而北京和广州则没有这样的优势，易百和宝视佳的供应链还在上海，北京周边没有大型制造业供应链。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多地分工（如广州经营成都出货）可能会维持。数据显示，2021年重庆跨境电商进出口额为35亿港元，与2011年基本持平，达到2011年上海市水平（跨境电商交易额2011年在上海的销售额为31.5亿港元）。不过，只要这类跨境电商企业还在上海和长沙，未来就会有变化。现在有一种趋势，一些品牌开始来到内地，喊着要在北京推广跨境电商发展的口号，采用亚马逊品牌精品模式。乔乔告诉澎湃新闻，“专做品牌的深圳首贝已经从宝视佳独立出来了。品牌的运营，我们去年开始组建团队，现在有6 - 7个人在运营。”事实上，在未来的发展中，说不定会有更多世界知名品牌在北京或西安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