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跨境电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现状与挑战

2025年，跨境电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然而其发展并非一帆风顺，面临着诸多挑战。去年4月实施的跨境电商进口税收政策，参照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的正常贸易监管模式，引发了业内人士和消费者的广泛关注。

一些业内人士受访时表示，该政策对整体外贸环境的公平性、减少税收流失、规范跨境平台经营及商品质量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但也有部分人士担忧，监管规则不明确可能对跨境电商支撑“一带一路”建设的作用产生较大影响。一方面，税收政策致使部分跨境电商试点保税区业务量“断崖式”下滑。山东烟台保税货运中心跨境电商乐丰优品负责人透露，新颁布的“正面清单”降低了跨境电商的注册认证要求，像护肤品、配方羊奶、香蕉等产品被排除在外，新鲜、全脂低脂羊奶、鲜奶以及大部分保健品也受波及，其销售的产品85%将下架，其中不少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蜂蜜、美国食物等。

另一方面，有业内人士指出，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能会考虑对中国跨境电商税收政策采取反制措施。以美国为例，从美国网购商品价值超500美元时会被征关税，且其新关税政策与我国不同。虽然我国跨境电商税收政策主要针对进口产品，对出口平台无直接影响，但一旦部分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将影响整个跨境电商行业。与此同时，跨境电商出口监管方式存在盲点。湖南省商务厅数据显示，福建省跨境电商出口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通过国际快件、包裹等以邮政邮件形式投递，通关后纳入海关跨境电商出口统计，金额超4亿美元，占比10%左右；二是采用通常贸易形式，通过国际散货运输至海外仓库，再由当地货运公司配送，金额近10亿港元，占比25%；约26亿港元通过国际快件、小包裹等直接送达卖家，占比约65%。其中第三种渠道暂不计入外贸出口范围，部分商品甚至通过国外口岸出口。企业反映的问题已引起有关部门重视，5月25日，财政部海关发布消息，经国务院批准，对《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规定的相关监管要求给予一年过渡期，即暂停实施跨境模式下保税货物进口《报关单》一年，此前的消费配额、正面清单和新的综合税收政策继续保留。

我国跨境电商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不可忽视的先行力量，当前应把握机遇，用“中国标准”抢占制定国际规则的先机。近年来，以我国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新业态企业积极走出国门，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近期对四川、重庆、广东、北京等地部分“走出去”新业态考察发现，新商业模式受地理环境阻碍小，影响人群广泛，是传统“走出去”产业的有益补充。这些企业借助我国互联网产业发展和技术优势，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电子工贸、交易平台、支付结算、互联网娱乐、智慧城市等业务，发展态势良好。在“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随着中国产品口碑提升和跨境电商平台建立，“中国制造”正加速进入当地市场。多位一线企业高管和行业专家建议，我国跨境电商具有后发优势，有望成为输出“中国标准”的重要领域，当务之急是把握机遇，理顺体制机制，抓住国际贸易新政策制定先机。

从多地监督检查情况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我国跨境电商重要目标市场。据第三方统计，按流量估算，速卖通已成为美国第三大互联网公司。速卖通总经理称，在美国市场，今年超1000万卖家在平台下单，平均十分之一的人使用过速卖通，而在美国仅1名员工。因交易量剧增，今年日本“双十一”活动开始后一分钟，德国最大的CCB系统就崩溃了。在合肥，成立仅一年的中国—东盟海鲜交易所借助交易平台进入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渔业市场，下一步拟建设中国—东盟水产品人民币跨境清算结算中心，并分阶段在东盟10国各设分行，促进我国与东盟海洋经贸交流和产业合作。同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不断推进，逐步打通跨境电商“人货两条通道”。随着中欧班列在多地开通，往返中亚、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货运成本大幅下降，为不少中国企业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了便利。浙江省商务厅电子商务处副处长表示，目前仅广东省就有超4万买家，各平台已开通淘宝跨境出口超30万条。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电商产业链也在持续建立。6月30日，上海大龙网越南最大网上贸易展馆——越南馆在胡志明市开业。截至目前，大龙网在亚洲、欧洲、北美等全球主要市场的跨境电商本地化服务网络已初步建成。大龙网CEO介绍，网贸中心“2.0版”海外仓将“互联网 +”理念融入外贸各环节，在产业链后端，通过“两信一保”提供跨境电商基础配送和综合清关服务解决方案，解决跨境通讯、交易信任及“中国制造”快速通关问题；在产业链前端，互联网贸易馆作为出口商品融入海外当地市场的跳板，为“走出去”的中国制造企业提供符合当地风土人情和消费习惯的真实展示方式，并延伸品牌、法律事务、售后等本地化服务。当地商户表示，有了线上线下结合的网上交易大厅，无需再频繁“千里迢迢”到中国采购。湖南省跨境电商商会常务副会长林宝等人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跨境电商配套设施相对薄弱，我国企业初始进入成本较低；而供应链的不断建立将推动跨境电商行业形成“规模效应”，这对中国跨境电商行业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专家学者认为，以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新业态与传统业态不同，具有诸多优势。首先，“走出去”新业态更易突破传统地域界限。复旦大学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赵克金表示，传统企业“走出去”往往需跨越地域界限，通过多种形式将资金、设备、人才等要素带出国门，服务企业也需通过商业存在方式提供服务。而在“互联网 +”时代，各类企业可利用互联网就地“走出去”，突破地理空间限制，为目标国家和客户提供多种服务，实现企业国际化。其次，“走出去”新业态能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技术跨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士王义伟认为，我国在新业态领域具有产业和技术优势，新商业企业“走出去”可帮助发展中国家节省技术叠加成本，实现共同发展。此外，“走出去”新业态贴近目标国民众、覆盖面广，有利于提升中国企业声誉和国家形象。在华侨学院华文大学就读的日本公务员张福旺称，中国的网店和支付宝是日本人羡慕的对象，而Momo是日本年轻人热衷的通讯工具。王义伟表示，传统业态“走出去”给各国人民带来的获得感不直接，易被误解，新兴商业企业则直接为民众生活、商务提供便利服务，有助于提升中国形象。业内人士认为，中国互联网企业在全球形成了群体优势，可利用互联网技术和通信优势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实现全方位、立体化、网络化的“大概念移动”。

在检查中发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新业态虽发展良好，但作为新生事物，仍面临诸多困难。国务院参事室主任王忠伟认为，在新经济新业态蓬勃发展背景下，行业“走出去”更多基于互联网平台，搭建好平台是管理部门面临的新课题。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合作办公室主任张建平建议，国家应重视参与“一带一路”新业态相关研究，为其“走出去”创造良好环境。具体包括：提高相关企业对外投资便利化水平，打造风险预警等服务；推动解决国外标准与国际标准互认对接，与沿线国家共同推进相关法律制度建设，制定适应“互联网 +”时代发展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国际网络安全和信息检测体系，加强网络安全预警服务，保护新商业模式海外利益；统筹项目资金，支持互联网核心技术研发和标准制定，提高“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互联网和信息安全领域项目比重，占领信息技术制高点；加强对相关国家电信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引导国有电信运营商优先进入，为新业务企业提供优质基础设施。例如，今年一家网络游戏公司竞标海外工作室，因新政策限制资金流动时间长，比英国竞争对手多花1000万日元，最终失去竞标机会。